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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图)

  这是88岁高龄的彭富九在北京家中(2006年7月20日摄)。 新华社发(彭宏远摄)

  88岁高龄的彭富九最钟爱的东西,是一个老式发报电键。在他看来,“滴答”的发报声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这位当年红二方面军的优秀报务员,至今还能用他已经不太灵敏的手指在发报机上动情地弹奏莫尔斯电码。

  “他们想抄我的电报都跟不上,我发得快。”老人指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学报务的儿子说。

  1932年12月中旬,湘赣省军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神秘地找到读过几年私塾的彭富九,推荐他去干一份“特别的工作”。

  “考官跟我说每天可以吃四顿饭,没事了还可以听戏。”彭富九回忆说,“我接过耳机一听,果然听见电台里传来唱戏的声音。”

  就这样,彭富九成为了红六军团第一批10名无线电学员之一。一名被俘虏的军官成了他们的教官。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时,彭富九已是红6军团电台队长。

  “电台是英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彭富九回忆说,“贺老总特别重视电台,派了最好的司务长给我们做饭。”

  然而,就在这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前后,彭富九这台质量特别好的电台突然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有七八封急电须发给中央,但就是联系不上。17岁的电台队长彭富九急得团团转。

  说起这段往事,彭富九好像又回到了那段岁月中:“我不停地发报,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中央的电台却回复我们情况紧急,不能接收电报。”

  一向爱开玩笑的贺龙眉头一紧,严肃地说:“小鬼啊,与中央失去联系是要杀头的啊。”

  这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从洪湖根据地出来的时候,电台丢了,在和中央失去联系一年多的时间里,贺龙带着红三军东奔西走,吃尽了苦头。

  贺龙曾多次对电台的人说:“我宁愿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了电台。”

  彭富九带着巨大的压力回到岗位上,和战友们昼夜值守电台,一直呼叫了六七天,中央电台终于有了反应。

  彭富九激动地马上用明码连续不断地联络:“我是26分队,我是26分队。”当时,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代号是26分队。

  “我生怕中央不理我,都没用密码,直接用了明码。”彭富九回忆说。

  中央的电台终于回复了,彭富九兴奋得不得了,一口气把积压的8封电报全发了出去。同时中央也发来电报,通报了遵义会议的最新情况,并对红二、六军团作出了新的指示和部署。

  彭富九的表现让贺龙喜上眉梢。他大笑着对住在楼上的李达喊:“参谋长,马上给彭富九做件大衣奖励他。”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日本铁壳怀表,塞到彭富九的手上说:“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李达很快让人用缴获的英国蓝呢料子给彭富九做了一件大衣。彭富九穿上漂亮的蓝呢大衣,一下子成了红二、六军团的明星人物。大家都羡慕地送了彭富九一个别号——“大少爷”。

  “可惜怀表在过金沙江的时候掉进了江里,大衣在过草地的时候也丢了。”彭富九不无惋惜地说。

  张国焘分裂南下以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和密码本留在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当时的联络手段受限,红二、六军团对这件事并不知晓。

  “四方面军电台的呼号、密码与中央红军都是一样的。”彭富九回忆说,“所以我们把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成是中央的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到了陕北。”

  1936年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电令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甘孜与之会合。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在作北上动员时,仍然以为一、四方面军都在甘孜,大赢家高手论坛于是鼓励大家说:“等到了甘孜,红军就有8个军了。”

  红二、六军团的到来,加强了要求北上的力量,使张国焘最终放弃了继续南下的念头。

  “我们红二、六军团都是拥护党中央的。”说完这句话,彭富九拿起放在手边的发报电键,在长短相接的“滴答”声中说:“我发的是中国万岁!”(记者 黎云)